江西有着悠久的商业科技文明史。3200年前的九江荞麦岭青铜冶炼，将中国青铜史前推至夏代;虎方国青铜文明、新干大洋洲青铜文明，铸就了商代南方青铜文明的辉煌。
汉代，江西工商业开始兴盛。汉武帝时期，便在南昌建造大型战舰浔阳楼船。海昏侯墓，出土10余吨近20万枚马蹄钱、五铢钱，说明江西冶炼之发达，科技之繁荣。
“物华天宝”的江西，盛产茶、木、桑、苎麻等物资丰富，金、铜、银、铁、高岭土等矿产富有，唐代江西制瓷业、矿冶业、造船业、纺织业、茶业的发展，为江西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秉赋。
京杭大运河的打通，让江西赣江、信江、饶河、抚河、修水五大水系，犹如现代的“五条铁路”。唐朝宰相张九龄打通的商道——梅关古道，犹如现代的“高铁”。因此，“舟车孔道，四达之地”的江西，可实现中原与南方人畅其行，货畅其流。
唐宋时期，江西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中原大地各路人马纷纷涌入，将江西商业文明推进新阶段，孕育着江右商帮的萌芽。“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唐初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记录了赣江遍布船只、塞满渡口的繁荣景象。
公元815年的一个夜晚，九江浔阳江畔，江州司马白居易送友将归，忽闻琵琶声。“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琵琶女凄凉的身世，让人们可以穿越历史，窥见昔日浮梁县茶业的兴盛。
据《元和郡县志》记载，浮梁县每年可产茶“七百万驮”，约占全国茶叶总量的三分之一；税收“十五万贯”，占全国税收的八分之三。
“浮红茶”产于浮梁，其始祖是红茶鼻祖“河红茶”。先有铅山河口的河红，后有修水的宁红，再有浮梁的浮红，“河红”“宁红”“浮红”是中国三大红茶。河口，因此成为“万里茶道”的起点。
河红茶，是“万里茶道”的必然选择。瓷，则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物品。景德镇，旧称“昌南镇”，盛产瓷器。唐朝武德时期，昌南镇商人陶玉将自己所烧的陶瓷，运入关中，前往京城长安销售，深受人民喜爱，从而惊动了皇宫。朝廷便命令陶玉专门烧制陶瓷，进贡给朝廷，成为皇家御用之物，有“假玉器”之美誉。从此，昌南镇陶瓷名扬天下。
“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馨”的景德镇瓷器，代表中国制瓷业的最高水平。青花瓷与玲珑瓷、粉彩瓷、颜色釉瓷，并称中国四大名瓷。青白瓷，是代表宋代制瓷最高水平之一的瓷种，确立了景德镇“世界瓷都”的地位。景德镇瓷器“china”，成为世界眼中的中国“china”形象。
北宋皇帝宋真宗，曾经以“景德”作为年号，景德镇因此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以皇帝年号命名的城市之一。中国瓷器三绝之一的元代青花瓷梅瓶“萧何月下追韩信”，号称十亿元都不卖，是世界最贵的瓷器。
除了瓷茶之外，“丝绸之路”上的物品还有夏布。“嫩白匀净、通行四方”的夏布，因万载最为著名，故统称万载夏布。唐朝，夏布被列为贡品，曾每年仅销往朝鲜就达几万捆。乾隆赞不绝口的“玉龙衣”，就是用夏布制作的，用夏布制作皇家的玉龙衣，足见其质量上乘，工艺精湛。
临川，是我国唐宋纺织业中心，晚唐创造出著名的醒骨纱。南宋的临川，则出过一位著名布商，叫陈泰。春天，他给农户预付钱币。夏秋，他回收农民织的麻布。这种史无先例的包买商经营方式，既保证自己的货源，又让农户不愁生产资金和产品销路，更让陈泰成为中国近代商业模式的先行者。
江西自古酿酒业发达，是中国白酒文化发源地之一，海昏侯出土的蒸馏器或改写科技史，将我国蒸馏酒的历史提前1000多年。
宋代南昌生产的金波、双泉酒曾享誉全国。进贤县李渡镇无形堂，至今保存着元代烧酒作坊，是中国年代最早、遗迹最全的白酒作坊遗址。
“同步知味拢船、荆公闻香下马。”宰相晏殊回家探亲，总要特意花上几个小时拢船上岸，喝上几盅李渡酒；宰相王安石路过李渡，不禁下马来小酌一番。对李渡酒盛赞有加的两位宰相，不约而同地携带李渡酒，分送给京城的同僚好友。
元代，江右商人借“海上丝绸之路”鼎盛的东风，扬帆远航，将生意做到海外。南昌人汪大渊两次随商船下西洋，游历220多个国家，这比明初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要早75年，写下著名的《岛夷志略》。《岛夷志略》，印证了当时海运之发达，江右商人活动区域之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