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绶廷 男，1916年11月出生于江西省丰城市秀市镇，现居住在南昌市。初小文化。出校门后曾在吉安市“乾益升银楼”学徒，抗战后到景德镇市的国民党“第80后方医院”做后勤，抗战胜利前后在赣州市宁都县和南昌市的“合群印刷厂”做出纳。解放前夕和人合伙创办“治行印刷厂”并任厂长；解放后参加公私合营以来，一直任合营“群联印刷厂”厂长，直到1976年退休。
自幼失去父亲，远走他乡谋生
蔡绶廷出生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互相厮杀；中国北洋政府派系林立，进入军阀混战时代，到处是烽火连天，社会动荡不安。
面对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中国工商业界有识之士利用世界列强忙于战事，积极倡导和推动实业救国，大力发展纺织、面粉、烟草、矿产等实业。蔡绶廷的父亲也在此历史阶段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兴起而走上了经商之路。
“我父亲是南昌县三江口人，在丰城市的秀市镇开了一家当铺，经营典当业务。”蔡绶廷回忆说，由于自己当时的年纪尚小，当铺的经营情况不是很清楚。“可是，民国11年我父亲就过世了，那时我只有六岁，刚刚开始读书。”
蔡绶廷讲，失去父亲后，家庭重担压在了母亲肩上，一家人生活变得异常艰难，他的学业也时断时续。“我在秀市镇的一个天主教礼堂读小学，由于家庭困难，再加上社会混乱，我断断续续读了三年书。”
辍学之后，无所事事的蔡绶廷回到祖籍三江口。他说，那时小，什么也干不了。大约两年后，蔡绶廷从三江口到南昌市投靠哥哥。“我有个哥哥，当时已经在南昌市的江西裕民银行工作。”
随着年龄的增长，蔡绶廷认为应该独立谋生，为家庭分忧。于是，在1931年他15岁时，只身远走他乡来到吉安市，先是拜师学徒，后做帮工。
“我做帮工的地方是一个叫‘乾益升’字号的银楼，生意一直不好。”蔡绶廷说。其时，我国处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华，国共进行内战，内忧外患，经济萧条，民不聊生。蔡绶廷认为自己所在的“乾益升银楼”和许许多多的民族工商业一样，生意惨淡局面在所难免。
在吉安谋生时尽管艰难，但蔡绶廷讲也不得不熬了六七年。期间他成了家，直到抗战全面爆发才离开了吉安回到南昌，不久又再走他乡。
躲避侵略日军，四处颠沛辗转
全面抗战初期，南昌是中国空军的重要基地，因此成了日军主要轰炸攻击的目标。据史料记载，从1937年8月15日至1939年3月15日的一年半时间，日军轰炸南昌就达49次，炸死590多人，大量居民外逃避难，工厂外迁，门店关闭，市区人口从30多万锐减至8万。本想躲避战火从吉安再次回到南昌哥哥身边的蔡绶廷，也同成千上万的逃难民众一样选择了逃离。
蔡绶廷先是到了景德镇。他说：“我到了景德镇不久，进入国民党的第80后方医院，在医院的食堂做后勤，帮着数饭菜票。记得医院的院长是一个姓左的湖南人。”
但景德镇处在赣东北，离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的浙赣线不远，后方医院也不安全。于是蔡绶廷又带着家眷随着人心惶惶的避难民众到了赣州市宁都县。
蔡绶廷说，到了宁都，他到一个叫“合群印刷厂”的工厂找了份工作。“合群印刷厂原是在南昌的，因为日本佬侵略轰炸南昌而迁来宁都。我在印刷厂做出纳。”
来到宁都的蔡绶廷终于得到了相对的安宁，妻子为他生下了女儿，自己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为他以后从事印刷行业的人生职业起了先导作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随后，合群印刷厂迁回南昌，蔡绶廷一家也随厂迁移。
“来到南昌，看到了国民党对日军的受降仪式，日本兵站成一排一排，耷拉着头，完全没有了往日穷凶极恶的嚣张气焰。看到日本鬼子走到末日的这一天，联想到自己和广大同胞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失去亲人，颠沛流离，国恨家仇涌上心头，心里特别痛快！”蔡绶廷对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抗战胜利的喜悦至今溢于言表。
“合群印刷厂迁回南昌的地方就座落在现在市区的象山南路，离今天的省药材公司不远。”蔡绶廷讲，随厂迁南昌后，他先是继续做出纳，后来改做业务，主要是联系印刷订单。从出纳到业务的岗位历练，使他的经营能力得到了拓展和提高。
合伙创办实业，积极响应合营
抗战胜利后在合群印刷厂继续工作了两年，蔡绶廷刚到而立之年，他思索自己创业，把多年来在印刷行业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按照自己的思路付诸实践。于是，1947年他和一个黄姓老板合伙在南昌市的筷子巷开办了“治行印刷厂”。
“主要资金是黄老板出的，他负责排版印刷技术，我以业务管理为主。后来我也通过慢慢学习，掌握了技术流程，整个厂就由我来打理，黄老板只作为大股东，基本不管事了。”蔡绶廷说创办的印刷厂在潜心经营下，业务还不错。
“主要业务有三块，一块是发电厂的，一块是钱庄的，还有就是社会的零散业务。这三块业务中，发电厂的业务订单占重头，它的报表印刷量大。而钱庄的印刷业务有一部分因素是我哥哥的关系，他当时是江西裕民银行总行营业部主任，钱庄都会卖点面子。社会零散业务有，但不多。”蔡绶廷回忆创业经历，许多细节至今还记忆犹新。
不久，新中国成立，国家的经济治理方式和结构发生根本变化。蔡绶廷合伙创办的印刷厂也同全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一样由旧政权跨入到新社会，在中国共产党对其利用和限制政策的指导和约束下，成为了新中国经济基础的一部分。
1953年，毛泽东主席又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要求。于是，在1954年全国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联营和合营改造全面开始。蔡绶廷说，他是南昌市最早响应党中央号召的一批工商业者。他合伙的志行印刷厂同几个小印刷厂一起，进行公私合营后成为南昌市“群联印刷厂”，他是资方代表，任厂长。而同他曾经合伙办厂的黄老板因为入了党，被委派担任该厂的公方代表，两个人仍然是搭档，厂里的具体事务都是蔡绶廷管理。
“记得合营后，我每年得到的股息是一块钱。公私合营的群联印刷厂当时有职工30多人，整合各厂原来的业务，并有所扩大。”蔡绶廷回忆说，当时参加合营的各厂老板积极性较高，自己在厂里的经营管理还较顺利。
受到运动冲击，保持良好心态
1957年6月开始，中国共产党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开展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发起了原本针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击，但致使运动严重扩大化。在这波“反右运动”中，蔡绶廷被“靠边站”。
“我被剥夺了厂长的经营管理权，但也一直没有正式文件通知免职，厂里的业务碰到了问题他们还是来咨询我。”蔡绶廷讲，靠边站后，他实际上由厂长的角色变成了顾问。
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蔡绶廷所在的群联印刷厂也积极参加大炼钢铁。他回忆说，职工们把厂里和家里的铁都收集起来，到外面运来煤炭，架起土炉进行冶炼，但炼出的铁都没什么用。
在国家1959年到1961年经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蔡绶廷一家的生活也是捉襟见肘。那时，他已经育有四女两男六个孩子，全家八个人，他的工资是主要的家庭收入。“我和邻里关系处得好，他们不把我当右派看，小孩们没有吃，邻居们都会互相接济一点。”蔡绶廷至今都感激曾经在困难时期邻居们的帮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像蔡绶廷这样的“右派分子”经常被揪出去游街批斗。他说，有一次，红卫兵让他等一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去站街，向毛主席像鞠躬，好在自己的态度好，没有受到红卫兵过份地批斗，以后也就没有挨斗，有的被戴了阶级“帽子”的人斗得很惨。
文革中，蔡绶廷也被下放劳动过。他说：“我和全厂二十多人被派到洪都钢铁厂修公路，肩挑手扛劳动了一个月，虽然累是累，但感觉不算苦。”蔡绶廷认为越是困难越要乐观，苦就不觉得苦了。
自从蔡绶廷在“反右运动”中靠边站后，直到十年文革期间他就一直没有正常行使厂长职权，但他对自己的遭遇看得很开。“我们这些‘当权派’靠边站了，在当时的那种政治气氛下职工感觉到很舒心，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反而更高了。”蔡绶廷说，只要厂里生产经营没有受到影响，个人的遭遇就算不了什么。
1976年文革结束时，蔡绶廷正年届六十。该年，他办理了退休，小儿子蔡方裕顶替上班。
退休后的蔡绶廷正值我国政治经济生活重新走向健康轨道，他的“右派分子”帽子也摘了，再加子女孝顺，儿孙满堂，家庭和睦，他说自己的心情特别畅快，晚年生活非常幸福。
蔡绶廷的小儿子蔡方裕和其他子女说，他们的父亲退休后喜欢骑车、钓鱼、打麻将，喜欢看新闻，从报纸电视上了解南昌和国家大事，特别是性格好，乐观开朗。
如今，百岁老人蔡绶廷先生步伐矫健，精神抖擞，耳聪目明，思路清晰，和人谈话总是笑脸盈盈。
百年的风霜雪雨，百年的世事沧桑，蔡绶廷老人犹如一本有着海量故事的书引人孜孜捧读，他用举重若轻的从容为自己厚重的人生描绘了一幅斑斓彩图，他用遇事向好的乐观为自己幸福的生活升腾出一道七色彩虹。